卒哭而讳，生事毕而鬼事始已。
[20] 这里不仅涉及身心灵神，而且个体的内在心灵也是多元因素构成的动态平衡，有良知、智慧、欲望，对事事物物有反应、有偏好、有选择[21]。按照这种质疑，精神是与物质相对的概念。
他做了一种比较：在西方神学，外在超越理念是历史性（historical）思维，基督教很明显，伊斯兰教、犹太教都有。但这种以现实为终极意义的观念，在什么意义上不再是杜先生所批判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呢？这个问题，在杜先生那里似乎并不是问题，因为在他看来，现实中的人的心性本身就是超越的。尽管个体的内在心灵也是多元因素构成的动态平衡，心灵内部会有不同因素的相互冲突，但可以进行调整和改变，达成一个动态稳定。不论是面对自然界的客观状况，还是面对社会的客观状况，我们有时需要去顺应它，有时需要去改变它。不过，这种客观方面的改变首先需要主体方面的改变： （2）应不应该让外物来适应自己心灵？这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而取决于自己心灵本身如何。
这当然不无根据，但仍然并不完全吻合于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。[57] 对于我们来说，怎样发展出儒家的公共理性概念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。显微无间者，自象而观，则象为显，理为微，而象中有理，是无间也。
所以致中和，立大本，而行达道者也，天理之主宰也。反而，王阳明的中和说是以良知为中心的，否定未发、已发之间的鲜明区分。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，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……未发在已发之中，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，已发在未发之中，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：是未尝无动静，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。3《周易程氏传·易传序》，《二程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689页。
情之既发，而其用不穷。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，然其道器之间，分际甚明，不可乱也。
从他的连续性体用观的角度来看，阳明对中和的理解能够得到更加清楚的把握，即体即用的体用观也作用于他对中和的理解。（《王阳明全集》卷四，《答汪石潭内翰》） 王阳明虽然也以朱熹的概念来说明自己的学问体系，但其脉络截然不同。（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一，《传习录上》） 阳明所说的心之本体是纯粹天理而已，这种心理状态便是寂然不动，也是未发之中，即廓然大公。而中和是指人的情感作用的一切过程，构成思想之情绪因素。
【3】 在此程颐说，卦爻辞与卦爻象是有形而显见。本文将朱熹的体用观下界定为划分性体用观，而王阳明的体用观界定为连续性体用观。因此，他说一旦成就自己的心之本体，作用即在其中。（《朱子大典》卷四十《答何叔京》三十） 朱熹说的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可分为自理而观与自象而观，其重点在于理与象不是一物。
朱熹将未发之前当作心之体，即中的状态。体与用，以一体两面不相分离。
性之已发是情，情的中节即是和，乃是天下之达道。中和新说的主要命题可谓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心统性情。
心字只一个字母，故性、情字皆从心。与此相反，在王阳明的体与用、中与和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状态，而不是异质异层的关系。而中和是指向人的情感与欲求的哲学概念。体用与中和皆是宋明理学家的核心问题，各个思想家通过规定其相互关系建构其理论体系的骨干。虽然王阳明否定未发、已发的概念区分，而他所说的未发之中便是良知，但他只能用朱子学的概念运用的用词来进行说明。此便是朱熹所谓的性情之妙，显示了性情概念区分的相互连贯性。
如果见得原本无未发、已发之分，未发、已发的区分也可以容纳的。认为用是形而下的，只是本质的派生物，跟本质无必然的关联。
如上所述，阳明的体用观是连续性体用观，这一体用观的特征同样作用于他对中和的理解。从体与用的关系而言，朱熹认为体先于用，这一见解以体立而用得以行有体而后用行为代表： 问：‘太极动而生阳，是阳先动也。
这样一来，在朱熹的体用一源观念中，体与用确实是不离不杂的两物，这是他的划分性体用观的本义。今解云‘必体立而用得以行，如何？曰：体自先有。
（《朱子大典》卷六十七，《太极说》） 再者，性情之别以外，所以可能致中和的就是心，也就是性情之妙： 情之未发，而此体已具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） 这样一来，朱熹明白地区分了中与和、未发与已发、性与情的概念，以此概念区分为基调，朱熹结构了他的心性论体系。然而，重视此相对化仍然代表朱熹的理论特色，正是朱熹概念运用的根基。（《王阳明全集》，卷二，《传习录中》） 而且，此良知无停止而不断运行，良知的活泼泼的灵活性是良知之基本特性之一： 天道之运，无一息之或停。
他对未发之中下界定为良知，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的确，朱熹的概念区分可谓以不离不杂为基调，但其重点是分别、区分的脉络。
他以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来说明体用一源，然其道器之间，分际甚明来解释显微无间，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。中和是指情感节制而稳当地发出，这构成了希求道德生活的新儒学的思维基础。
已发的情是指心之作用，是属于动的概念领域。是以人物之生，必禀此理然后有性，必禀此气然后有形。
但是，体用与中和在理解上要有区别。因此，体用之间存在逻辑展开上的因果关系，用只能据体而产生，即是先有理而后有象。朱熹的中和说可以整理为先涵养、后察识、静时求未发之中，即重视在未发状态上的涵养。性则一定在这里，到主宰运用却在心。
（《朱子大典》卷五十三《答许景阳》） 这说明朱熹的概念设定是以相对性为中心的，不意味着判然断绝的两物。但朱熹也否定其概念区分的固定性，他的区分是以相对性为基础而设定的，而不是固定而僵硬的概念区分。
2钱明、叶树望主编：《王阳明的世界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。故朱熹说： 至于形而上下却有分别，须分别得此是体，彼是用，方得说一源。
因此，虽然其本体随时随处发现，但因良知上的遮蔽而不能显现，故不可谓全体大用。据此，朱熹强调体与用之质量上的差异。